中新网海口7月29日电 题：探访海南省博物馆两方珊瑚石碑刻：见证海上丝绸之路繁荣发展

　　在海南省博物馆14号展厅，黄灯照射下的三方墓碑静静矗立在玻璃展柜里。与常见的长方体墓碑有所不同，这三方墓碑造型独特，让人忍不住一探究竟。

图为海南省博物馆14号展厅内展出的三方珊瑚石墓碑。海南省博物馆供图

　　这些墓碑由珊瑚石雕刻而成。其中一方墓碑可见碑额为尖顶，尖顶下雕有五座山峰形状，山峰下刻有生命树图案，生命树上托起一轮圆月，生命树下有一长方形，圆月和方框内刻有一些文字等。

　　海南省博物馆研究馆员王静介绍，近日国家文物局公开《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》，该馆内两方唐伊斯兰教徒珊瑚石墓碑名列其中。这两方墓碑既有鲜明的穆斯林民族特色，又有独特的海南地域特征，是研究海南回族来源乃至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重要实物之一，具有重要的考古价值。

图为海南省博物馆研究馆员王静介绍珊瑚石墓碑的来源。符宇群摄

　　据了解，此次入选《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》的两方唐代珊瑚石墓碑来自海南陵水、三亚沿海一带的穆斯林古墓葬群，于2007年从三亚市博物馆和陵水黎族自治县县博物馆调拨而来。

　　王静介绍，经考证，这片穆斯林墓葬群为唐至宋元年间的古墓，其多为竖穴土坑墓，前后两端各竖一块珊瑚石墓碑。墓碑大小规格不一，有的高达66厘米，宽52厘米，厚10厘米左右，皆由珊瑚石雕刻而成。碑有四种形制：火焰形、山字形、半圆形、三角形等。碑额下雕有“生命树”，还有圆月、神鸟、卷草纹和锯齿纹等图案。内雕有阿拉伯或波斯文字，内容为《古兰经》文、死者姓名和生卒年月(如“斋月吉日”)等。

　　“海南岛东南沿海一带发现穆斯林古墓群，这些墓主人或因台风、战乱诸因，曾经停泊或落居海南。”王静说，据古籍记载，唐至宋、元年间从阿拉伯、中亚细亚、古占城(今越南境内)地区的穆斯林“因乱挈家驾舟而来”或“南海诸国朝贡及互市之船舶”经琼州、雷州半岛，到广州去闽浙，但“皆遭风而驻舟舶者也”。这一记录表明，唐至宋、元时期，曾有大批穆斯林在海南岛沿海生息繁衍。

　　王静介绍，上世纪70年代，在海南陵水、三亚沿海一带海滩上，陆续发现5处穆斯林古墓群。这批古墓葬相对集中，排列有序，没有葬具和随葬品，墓碑均就地取材，选用当地海边的珊瑚石雕制，遗体安葬在沙滩上的坑道里，头朝西北(或北)，脚向东南(或南)，侧身屈膝，面朝西方，为典型的穆斯林葬俗，并带有早期穆斯林墓葬特征。“该片墓葬群的发现吸引了海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，有人甚至不远万里前来探究，追踪古代穆斯林在海南岛的足迹。”

　　王静表示，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文物，海南省博物馆将会把这些墓碑作为民族文化交融、海上经贸活动的重要研究对象，重点挖掘其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，为研究“海上丝绸之路”提供更详实的资料。(完)

　　中新网重庆7月29日电 (中新财经 彭婧如)在中国社会生活中，“和”既是人际行为的价值尺度，又是人际交往的目标所在。“和为贵”“和气能生财”“家和万事兴”“天时不如地利、地利不如人和”，是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能脱口而出的处世经验。“将相和”“兄弟和”“姑嫂和”“邻里和”“婆媳和”被传为千古佳话。

　　在重庆市石柱县看来，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根基。于是，基于“贵和尚中”“以和为贵”的传统“和”文化的“贵和”群众工作法应运而生。

　　以“和”为目标的资源整合

　　有“和”文化这一根本遵循，贵和工作法究竟是一套怎样的工作机制呢？

　　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邹东升表示，“贵和工作法”通过三个途径：那就是发挥政府社会多元协同的整体治理，实现党建引领的情理法融合治理，解决好群众急、难、愁、盼的有效治理，来推动矛盾、风险、隐患等问题的一站式矛盾纠纷化解。

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公安局，贵和工作法研究指挥中心。 彭婧如 摄

　　不向上面要钱、要编制，因地制宜充分整合既有资源，正是“贵和”工作法最接地气的工作思路。“概括地讲，贵和工作法的主要内容就是‘123456’，即‘一个目标、两种手段、三大保障、四项重点、五治共治、六长抓实’。”石柱县公安局二级高级警长刘哲先说。

　　一个目标是“和”，在贵和工作室，矛盾纠纷一站式接收、一揽子调处、全链条解决。两种手段是运用现代科技智能手段和传统群众工作手段。三大保障，即发挥党组织三大作用，以保障贵和工作法得以推进实施。四个重点则是以管住“人”为中心，聚集防范风险、化解矛盾、整改隐患、管控人员。“五治”就是蕴含国家治理方式现代化新要求的政治引领、法治保障、德治教化、自治强基、智治支撑。

　　“六长抓实”，是贵和工作法最为具体的实践。“六长”是户长、院落长(楼栋长)、网格长(组长)、贵和工作室室长、派出所所长、乡(镇)长，牵头抓总，层层负责。这是贵和工作法推动的主体。

　　与时俱进的“和”文化理念

　　谈起贵和工作法，“和”文化是绕不开的定海神针。传统的“和”文化如何在当下发挥更大作用？

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公安局中益派出所内的贵和工作室。 彭婧如 摄

　　“重庆人虽然脾气耿直，却很信奉‘和为贵’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‘贵和工作法’是一个具有重庆辨识度、很接地气的基层治理创新。”邹东升如此评价。

　　石柱县中益乡村民马某与邻居谭某发生纠纷并动了手。民警在入户走访中得知此事，随即邀请两家人来到“贵和”工作室，还特别邀请了本地乡贤参与调解。最终，在民警讲法和乡贤讲情的持续劝说下，双方终于握手言和。

　　在中益乡试点后，贵和工作法即在防范化解风险、调解矛盾纠纷取得明显成效，继而助推脱贫攻坚、服务乡村振兴，显著提升乡村治理水平。随后，贵和工作法在全县全面推广。

　　科技助力矛盾化解成功率达99.42%

　　“科技+传统”两种手段的有机融合，成为贵和工作法迅速推广开来的有利保障。经过精心筹划，2018年3月，一套聚焦乡村治理的智能化防控系统——“平安乡村·智惠农家”智能防控系统开始试运行。

　　结合大数据、智能化、物联网、云计算等现代技术，防控系统实现风险隐患智能分析研判和矛盾纠纷网上化解，将收集和排查到的矛盾纠纷通过“平安乡村·智惠农家”系统分流到各有关部门单位或推送到前端的综治干部，及时靠前化解处理。

“平安乡村·智惠农家”智能防控系统总体架构图。 彭婧如 摄

　　通过该系统，游客需要的气候状况甚至是火情隐患等一览无余；综治干部的巡逻位置尽收眼底，有突发事情可以就近安排；网络上相关的社情民意，也会及时收集到系统以便于及时回应。

　　据了解，自推行“智能化防控+贵和工作法”乡村治理模式以来，全县化解矛盾纠纷20570件，化解成功率达99.42%，人民群众安全感综合指数达99.8%。(完)